本文围绕“我国最早的医书是哪一本”这一核心疑问展开，梳理了从出土帛书到《黄帝内经》的早期医学文献脉络。《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早期重要的医学理论经典，构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但并非现存最早的医书，目前已知年代较早的医学文献，当属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等帛书，其可追溯至战国至汉初时期，内容涵盖病症、方药等，为研究早期医学发展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中华医学绵延数千年,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健康繁衍，要追溯这门古老医学的起点，绕不开“我国最早的医书”这个话题——最早”的定义并非单一：既有考古发现的、比传世文献更古老的实用医方，也有奠定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共同构成了中华医道的开篇。
考古惊现：现存最早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发掘震惊了学术界：一批沉睡两千多年的帛书、简牍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目前现存时代最早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这座汉墓下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意味着《五十二病方》的成书不晚于此时，甚至可追溯至战国晚期。
全书以52种疾病为纲,记载了280余首方剂、240多种药物，内容涵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多个领域，还涉及砭石、艾灸、按摩、熏洗等多种治疗方法，与后世医书不同，它没有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的理论阐释，完全是基于实践经验的记录——比如用“兰草”煮水治“癃闭”（小便不畅）、用“猪油”外敷治外伤，直观展现了早期医学“从经验中来”的朴素面貌，填补了我国早期医学史的空白。
理论奠基：现存最早的系统医书《黄帝内经》
如果说《五十二病方》是早期医学经验的“集萃册”，那么现存最早的系统阐述中医理论的典籍——《黄帝内经》，则是为中医学搭起“骨架”的奠基之作，它并非一人一时所著，而是从战国到西汉数百年间，众多医家将临床经验与古代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结合，不断补充整理而成，最终托名于黄帝与岐伯的问答，故得此名。
全书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9卷81篇：《素问》以医学理论为主，系统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病因、诊断、治疗原则，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灵枢》则更侧重经络、针灸、解剖等内容，其中关于经络循行、穴位分布的记载，至今仍是针灸学的核心依据。
《黄帝内经》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中医的核心思想：一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有机整体，脏腑器官在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同时人体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二是“治未病”——强调“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将预防医学的理念提前了两千多年；三是“辨证论治”的雏形，为后世《伤寒杂病论》的成熟辨证体系奠定了基础。
传说与补充：其他早期医书的脉络
除了这两部“现存最早”的医书，还有一些传说中的医学起源：比如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而作《本草》，但这些是先民对医学起源的美好想象，并无传世文本。
另一部重要的早期著作是《神农本草经》——它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成书约在东汉，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但从时间上看，比《五十二病方》和《黄帝内经》的主体部分稍晚。
从《五十二病方》的经验记录，到《黄帝内经》的理论构建，我国最早的这批医书，是华夏祖先在与疾病抗争中积累的智慧结晶，它们不仅构建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更蕴含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东方哲学思想，直到今天仍在指导临床实践，成为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