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宗主为桐城派，兴盛绵延近三百年，核心代表有方苞、刘大櫆、姚鼐“桐城三祖”，该派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为核心创作与文论主张——义理重思想性，贴合程朱理学；考据凭实证支撑内容，避免空疏；辞章讲求遣词造句与章法结构，力求雅洁，此主张既纠宋明以来空泛说理之弊，又补汉学考据堆砌之失，对近代古文改良派影响深远。
清代文坛，流派纷呈，而桐城派无疑是其中影响最深远、存续时间最长的散文流派，它崛起于康乾年间，绵延至清末民初，以“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核心，以“义理、考据、辞章”为纲领，不仅主导了清代中后期的散文创作,更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最后一座高峰。
方苞开创：以“义法”立派基
桐城派的开创者是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早年受明代归有光“唐宋派”散文影响，又融合了宋明理学的思想，提出了“义法”说,为桐城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所谓“义”，即文章的思想内容，要求“言有物”，要以儒家的义理为根本，内容充实有意义；所谓“法”，即文章的形式技巧，要求“言有序”，包括结构布局、剪裁取舍、语言运用等，方苞强调“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也就是内容与形式要统一，他的代表作《狱中杂记》，以自己身陷牢狱的亲身经历，真实揭露了清代监狱的黑暗，叙事简洁有序，“义”与“法”结合紧密；另一篇《左忠毅公逸事》，通过典型细节刻画左光斗的忠义形象，语言凝练，感染力极强,成为桐城派散文的典范之作。
刘大櫆过渡：以“神气”接文脉
方苞之后，刘大櫆（1698—1779）承继其学，成为桐城派的过渡人物，刘大櫆，字才甫，号海峰，也是桐城人，他虽然推崇方苞的“义法”，但更注重文章的“神气”，把“法”进一步具体化。
他认为“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主张通过字句的锤炼、音节的抑扬顿挫来体现文章的“神气”——即作者的精神气质和文章的内在气势，刘大櫆的散文风格雄健，如《观化》《息争》等篇，议论纵横，气势充沛，为桐城派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他虽然没有像方苞、姚鼐那样提出系统的理论，但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派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姚鼐集大成：“三者合一”成纲领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桐城人，是刘大櫆的学生，也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在方苞“义法”和刘大櫆“神气”的基础上，结合清代汉学考据之风，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理论,成为桐城派的核心纲领。
“义理”是文章的灵魂，指儒家的道德伦理和思想主张；“考据”是文章的血肉，指对史实、名物的考证，使文章内容扎实可信；“辞章”是文章的形式，指语言的锤炼和结构的安排，姚鼐认为，三者缺一不可：无义理则文章空泛，无考据则文章浮浅，无辞章则文章粗鄙，为了推广这一主张，他还编选了《古文辞类纂》，选录了从战国到清代的优秀散文，分为论辨、序跋、奏议等十三类,成为桐城派弟子学习的范本。
姚鼐的代表作《登泰山记》，三者合一”的典型：文章既蕴含着对自然造化的敬畏之“义理”，又有对泰山地理、古迹的细致“考据”，更有“苍山负雪，明烛天南”这样生动优美的“辞章”，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流风余韵：清代散文的“宗主”
姚鼐之后，桐城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弟子遍及南北，形成了“家家桐城，人人望溪”的局面，清代中期，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姚门四弟子”继承其学，进一步传播桐城派的主张；到了晚清，曾国藩等人虽对桐城派有所发展，创立“湘乡派”,但仍以桐城派为宗。
桐城派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散文的主流，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理论融合了宋学的义理与汉学的考据，适应了清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它的散文风格简洁典雅、条理清晰，符合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编选文集、师徒传承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有理论、有创作、有传承的文人群体，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了近代，对“五四”新文学之前的散文创作都有一定的启发。
桐城派虽已成为历史，但它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主张，以及对散文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追求，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中国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