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帆影里的千年港城”明州，其主体为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海曙区、江北区等核心区域及北仑、镇海区等，一度辖今舟山群岛大部，唐宋元依托三江口交通枢纽与深水岸线优势，它跃升为东亚乃至全球重要海丝节点：承接南海西域的香药珠宝，转运华夏特产，是遣唐使、宋日宋高丽贸易船核心驻泊地，承载厚重中外交流记忆。
当东海的风掠过四明山的翠色,吹进三江口的波心，你或许会想起一个被时光藏在浪涛里的名字——明州，这座因山得名、因海而兴的古城，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帆影之一，用千年的潮声，写就了一部港城交融的传奇。
四明山下，明州初立
明州的名字,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彼时，越州的鄮县被划出，置州治于三江口，因境内有“四明山”（山有四穴，形似窗户，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明州”，这片土地天生便与海洋结缘：甬江、姚江、奉化江在此交汇，注入东海，形成天然的深水良港；背靠四明、天台山脉，既得山林之利，又无腹地阻隔，注定要成为连接大陆与海洋的纽带。
设州之初,明州便显露出港口的天赋，官府在这里修建码头、疏浚航道，渐渐有了商船往来的踪迹，到了唐晚期，明州已成为中国东部重要的出海口，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集散，帆樯初现，渐成气候。
海丝帆扬，通连五洲
真正让明州名动天下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两宋时期，北方陆路受阻，海上贸易兴起，明州与广州、泉州并列为三大对外贸易港，史称“市舶之盛，东南莫先”，朝廷在此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丝绸、瓷器、茶叶从这里装船，运往日本、朝鲜、东南亚，甚至远达阿拉伯半岛；而香料、珠宝、药材又从异域而来，填满明州的街市。
日本的遣唐使、求法僧，许多都从明州登陆或归国，天童寺、阿育王寺的晨钟暮鼓里，曾留下日本僧人最澄、荣西的足迹——他们在这里学习佛法，也将中国的茶文化、建筑技艺带回东瀛，那时的三江口，“城外千帆海舶风”，码头上商旅云集，胡商的驼铃与渔民的号子交织，说不尽的繁华热闹。
元代的明州（时称庆元路）更是盛极一时，马可·波罗在游记里曾提到这座“壮丽的大城”，描述它“船只往来不断，运载着大量的货物”，市舶司的税收，一度成为朝廷重要的财政来源，明州也因此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窗口。
文脉流韵，港城共生
海洋的馈赠,不只是繁华的商贸，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明州人爱书，虽然后来的天一阁建于明代（此时明州已改名宁波），但藏书之风早在明州时期便已兴盛；明州人重教，宋代的“明州学者”群体，以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一方；更不用说天童寺、保国寺这些古刹——保国寺的北宋大殿，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斗拱间藏着古人的智慧，也藏着明州与海洋共生的从容。
那些从明州出发的商船,不仅运去了货物，也载去了中国的文化；而随船而来的异域风物，也悄悄融入明州的生活——如今宁波人爱吃的“倭豆”“胡瓜”，或许便藏着千年前海丝贸易的痕迹。
改名宁波，精神延续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明”之讳，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为“宁波”，名字变了，但港城的根脉从未断裂，从明代的“双屿港”走私贸易，到近代的开埠通商，再到如今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明州的海丝基因，始终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血液里。
站在三江口的老外滩,看着眼前的高楼与远处的巨轮，你会恍惚觉得：千年前的帆影并未远去，它们只是换了种方式，在新时代的浪潮里，继续驶向更远的地方，而“明州”这个名字，就像一枚珍藏在海浪里的贝壳，只要轻轻放在耳边，就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潮声——那是港城的心跳，是文明交流的回响。
明州,从来不是一个被遗忘的旧名，而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它的故事，写在四明山的云里，写在三江口的浪里，更写在每一代港城人扬帆起航的背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