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是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天然纽带，承载着两国千年的文明交融与历史互动——古代波斯文明与两河文明在此碰撞共生，文化、人员往来从未中断，但近代以来，围绕河流资源主权、领土争端及地缘政治格局，两国又展开持续的世纪博弈，一度爆发大规模冲突，这种“纽带与博弈交织”的双重关系，深刻定义了伊伊关系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底色。
当波斯湾的风裹挟着椰枣花的甜香掠过卡迪西亚的古战场，当巴士拉的集市同时飘着伊朗藏红花和伊拉克椰枣干的气息，我们总会在伊拉克与伊朗这两个国家身上，看到历史与现实拧成的绳结——它一头系着两河流域共同孕育的苏美尔、巴比伦、波斯帝国的文明余烬，一头缠着石油、教派、地缘交织的当代棋局。
从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在两河下游开垦第一片沃土开始，伊拉克服侍过米底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的铁骑，伊朗高原的文明也曾多次“灌溉”这里的城邦，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后，两河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地带；而公元16世纪萨法维王朝定都伊斯法罕，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成为国教，又为后来两国教派关系埋下伏笔——如今伊拉克是什叶派占多数（约60%）的阿拉伯国家，伊朗是唯一以十二伊玛目派为基础的政教合一国家，这种“教派同源但民族、政体异质”的属性，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既在某些时刻拉紧了两国,又在另一些时刻让它们绷紧神经。
真正改变两国关系轨迹的，是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这场历时8年、耗资超万亿美元、造成百万人伤亡的“绞肉机战争”，本质上是多种矛盾的总爆发：萨达姆政权担心霍梅尼输出的伊斯兰革命动摇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统治和自身逊尼派主导地位，又觊觎伊朗胡齐斯坦省的阿拉伯人聚居区与石油资源；伊朗则试图通过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起义巩固新生政权，战争耗尽了两国的国力——伊拉克从一个石油富国变成负债累累的债务国，伊朗的经济发展也停滞了近二十年；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民族创伤：无数家庭破碎,卡迪西亚战役遗址旁至今散落着未爆炸的炸弹。
战争的伤口还未完全愈合，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又彻底打破了中东的地缘平衡，萨达姆逊尼派政权倒台后，伊拉克什叶派通过民选上台执政，伊朗趁机以“教派兄弟”和“反美盟友”的身份扩大影响力：经济上，伊朗向伊拉克出口电力、食品、建材，每年双边贸易额曾突破100亿美元；政治上，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军”曾是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文化上，伊朗宗教人士频繁到访伊拉克的纳杰夫、卡尔巴拉等什叶派圣城，朝圣通道常年开放，但伊朗的深度介入也引发了伊拉克国内的担忧：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担心伊朗“输出革命”会加剧教派分裂，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则将伊朗在伊拉克的存在视为“威胁”。
2020年是两国关系的另一个转折点：美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暗杀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和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副指挥官穆汉迪斯，随后伊朗向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报复，伊拉克一时成为美伊博弈的“前线国家”，此后，伊拉克政府一直在美伊之间“走钢丝”：它需要美国的安全援助和经济合作；它又不想得罪伊朗这个重要的邻居和盟友。
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和解潮”的兴起，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两国继续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边境安全、保护圣城朝圣等方面保持合作；在经济上，伊朗试图突破美国的制裁，通过伊拉克扩大与海湾国家的贸易往来，伊拉克则希望借助伊朗的电力、水资源缓解国内的能源和民生危机；但地缘政治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失,教派关系的裂痕也依然存在。
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依然静静地流淌，它见证了两国的辉煌与苦难，也将见证两国的未来，对于伊拉克和伊朗这两个“一衣带水”如何在千年文明的纽带和世纪博弈的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到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